《野火集》读后感：烧尽了，才能长出新嫩的草
江山代换，人世沧海，千年，百年亦不过作一弹指观，然自我辈蜉蝣者观之，人生如梦，转踵即逝，三五载之别亦是远来重逢，杜甫诗云：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读来伤心，温庭筠诗：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读来一片落寞。
《野火》自出，于今三十余年，就今日社会种种下酒，比较读时，也可醉人，或气愤，或感慨，或自失于字里行间。捡其所深有共慨者，整理如下。
中国传统智慧都认为沉默是自知自保的处事哲学，不与外争，故天下莫与之争，强调在“隐忍”的哲学，唐时有家四世同堂之家，合家共居，母慈子孝，妯娌和睦，高宗问治家之要，族中老者书了百个“忍”字。司马懿受曹氏压制，装疯扮傻，静待时机，忍一时而得天下，想传说中那个经过万万万劫的玉皇名字便叫“张百忍”。中国人学习在暗处观察别人的信息，保留自己的信息，通过沉默和隐忍获取信息优势，在博弈中凭借信息不对称取得胜利或敲竹杠。这种思想从小时候就开始灌输，忍一时风平浪静，受欺负不要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是一个把忍当做优秀品质的民族，孔夫子也说：“天何言哉!”当然这种观点正确，可也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纵观西方那些什么背景理论，需求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都没有敢说适应于任何条件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多么正确，放在社会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也是广受诟病吗?忍本身没有错，它作为中华民族的品质或美德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可就是度的问题令我忧心，在中国社会很多人习惯建造规矩，龙应台女士书中提到过这样一个实验：麦尔教授对老鼠很有兴趣，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
他把老鼠聚集在一个平台上，让他们一个个往下面两个门上跳。跳向左门，它会碰得鼻青脸肿;跳向右门，门就会打开，门后是甜蜜的乳酪。小老鼠当然不笨，训练几次后，就快快乐乐地往右门跳去，不再摔得一鼻子灰。
可是，就在小老鼠的选择方式固定了之后，麦尔把乳酪从右门移到左门。本来以为可以饱食一顿的老鼠现在又碰得鼻青脸肿，它不知道客观情势已经改变了。幸好，摔了几次后，它又渐渐熟悉了新的情况，原来乳酪在左边!
问题是，麦尔又有了新花样。他把门的颜色重新漆过，把乳酪一会儿放左，一会儿放右。老鼠在新的习惯形成之后，发觉原来的方式又行不通了，它必须不断地适应新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习惯行为……
终于，老鼠变不过来了，它的下一个反应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麦尔发觉，在应变不过来的时候，老鼠“拧”了，开始固执起来，根本拒绝改变方式。譬如说，如果它已经习惯跳向左门，你就是明明白白地放在右门上，让它看见，它仍旧狠狠地往左边门上去碰鼻子，愈碰就愈紧张。如果实验者在这个关口继续强迫它去做跳左或跳右的抉择，老鼠就往往会抽筋、狂奔、东撞西跌或咬伤自己，然后全身颤抖直到昏迷为止。换句话说，这只老鼠已经“精神崩溃”了。
(节选自《精神崩溃的老鼠》)我们的人好像那只可怜的老鼠，总幻想着有一套可以终身行之者的程序解决天下所有的事情，回到忍字和沉默上，他们就是以这一种方式来对待社会诸多问题，在不该忍的时候也要该出手时就出手，像一个侠客一样亮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不该沉默的时候就应该发出自己的呐喊，反对不公，反对压迫，鲁迅先生说过：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龙应台女士指责中国人不敢生气，便是对中国将会在沉默中灭亡的担忧。
一个剑客从来不会让自己的剑寂寞，一位公民也不应该让自己的权利在自己手中发霉，政府也不应该让种种法律法规成为一纸空文，假如大家都是剑客，就应该学好怎样用自己的剑说自己的话。沉默的安定是压抑的。同时也是最可怕的。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是不能相信“沉默是金”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新者，日日新，作新民，新民者有独立自由之精神，深刻创新之思想(说话的语气有点像孙中山先生哈 )，大学，或者说教育就是要培养独立的人，而不是要学生记住多少未知数的微分偏导，而到同学受伤时不知道去拨打校医的电话。我是不是没资格谈教育暂且不说，今日也要强说我的理解，前几天和朋友回到旧日高中，说道旧时考试艰难痛苦，朋友说：只要有考试就是教育的失败，言我之心，一语足矣。教育的目的觉不在一张几十道题的试卷上，如果教育是为了让考试及格的话，那教育的本质就没有被发现或掌握。很多人会说，考试只是检验的一个手段，是督促学习的方法，可笑，督促学生学习的动力如果是考卷的话，检验一个学生好坏标准是试卷的话，以分数论英雄的话，真是文明的悲哀，你我大家的命运和才干就在几张纸上。
诸葛亮舌战群儒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强词夺理，均非正论，不必再言。且请问孔明治何经典?”
孔明视之，乃严酸也。孔明曰：“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严峻低头丧气而不能对。 忽又一人大声曰：“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
孔明视其人，乃汝阳程德枢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杨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程德枢不能对。
这里的寻章摘句，惟务雕虫，可以看做是那些只知高数英语，而无生活经验和社会法律认知的“天才”。如北大投毒的王某，南航刺人的袁某，大学一过，便要“感谢室友不杀之恩了”。另外关于什么大学生袜子不会穿，扣子不会扣的新闻常见报端，说是个例，也是上百上千的个例。这里所说的大儒，放在现在便是有经济济世之能，怀自由创新之意的学者诸类。而中国的教育便是要教出这样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而不是要教出老师说一他不会说二的，不是不敢质疑权威的，不是不敢在公开场合表露意见的，不是像婴儿一样饿了还要回家向妈妈要奶喝的。
二十周年纪念版《不会“闹事”的一代》篇前有这样一段话:用“闹事”二字，把国民党因学潮而丢了大陆政权的恐慌记忆都勾回来了，编辑和我商量，用这两个字，很可能会真的“出事”，会“爆掉”，那么继续写，继续发挥影响的空间就会失去。
我舍不得放掉这两个字，因为，它很关键。
我们决定冒险。
学生向来是最革命的，最有活力的，我个人比较喜欢民国的风流人物，他们是真有魏晋时期的风骨，敢说，敢写，敢于指责，学生也有很强的天下之心，他们这种天下国民之心在五四运动大方光彩，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影响到了国内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影响到了战后分配格局的考虑。而且还代表了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事“闹”的不可谓小。那时候的年轻人有朝气有活力，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在这上面少了民国时的江湖气。
我高中时很多人都不满学校的餐厅，而这个餐厅是我们班主任的责任区，大家忍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我们班几个男同学一起到各班演讲，宣传我们的策略，要求同学们签字，写意见，上万民书。虽然那次活动失败，我们被班主任训斥了一早自习，差点被开除，但学校看到了事情发展的严重，所以有了每周一次的沟通会。
宿舍阿姨因允许我们在走廊挂衣服，允许我们十点多还在走动被记了过，我们便和经理吵了起来，经理请动了班主任，可是没什么用，我问老师:正义不该坚持吗?
老师也只是支吾支吾地说:书上是书上，现实是现实。
本来要查看监控的他现在迷茫了，有一次我回到班刚坐下，就看见一个同学过来说:你知道老师刚才咋说你吗?
我问:咋说的
他说了一句我很高兴的话
这个李欣真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
我们就绪要有一种方式看似莽夫的江湖气，这种气并不是鲁莽，而是一种敢作为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
在上行沟通不良的情况下，下面是最容易“闹事”的，我完全不介意为了电扇而天天找宿管，找维修工，找维修部，找院老师，找院长或校长的。我们的学生并不是不会闹事，只是对一些东西失去了信心。当有人愿意带领，他们都会成为那个举起火把的人。事实上中国的学生确实很不会“闹事”，但他们只需要一点火星，他们缺的只是独自闹事的能力。
我想龙应台女士之所以说我们不是闹事的一代是说在五四精神的继承上，或是和那个时代相比较而说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性，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固然可以增强社会变革，但其隐患也是随时爆发的，现在台湾的泛滥民主，形式民主不就是太多不安定因素吗?或许我这样认为是错的，但我在她自己的《野火集》外集中看到的就是这个结果。真正的民主绝不是暴乱或者辱骂总统来显示自由。
我还想谈环境污染，谈文化迷茫，谈社会组织，谈法律，《野火集》对我的冲击真的很深，虽然见识很浅薄，但总是我想说的话，可惜夜已深了，就此收笔，不感到遗憾，但使有一个人理解我说的一点内容，也就算风雨而来相约的故人了。
野火，野火，心里念着野火，突然想写一句没有平仄的古诗，可是终究形容不尽我的意思 : 只有枯草才能被野火烧着，也只有烧着了，烧尽了，才能长出新的嫩的草。
李欣
东桥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