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研究新论大纲

《清明上河图》创作于何年

《清明上河图》创作于何年?这是喜爱《清明上河图》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徐邦达先生在《〈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中认为：张择端的生卒，无从详细查考，他画这幅《清明上河图》的时间，有在北宋时与南宋时二说。其“北宋说”的理由是：“我们看到此卷后面金、元人的诗跋中，却都说画在北宋末年。如张公药诗：‘通衢车马正喧阗，只是宣和第几年，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物正堪传。’……又李祁跋：‘静山周氏文府所藏《清明上河图》，乃故宋宣、政间名笔也。’关于宋徽宗的标题，李东阳的跋语中曾经提到：‘……卷首有陵瘦筋五字签及双龙小印……’可惜现在已经佚去……不过《清明上河图》，即可以肯定是在宣、政年间画的。”

辽宁省博物馆的戴立强先生通过考证《向氏评论图画记》的成书时间进而推测出《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间，他在《〈向氏评论图画记〉与〈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年代》一文中写道：

张择端出生(约1085年)→作《西湖(池)争标图》→作《清明上河图》(约1125年完成)→《向氏评论图画记》著录张择端及其两件作品→《向氏评论图画记》成书(约1126~1127年)→《清明上河图》与《向氏评论图画记》同时或先后流藏北方→张著题跋(1186年)。

至今，《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北宋宣、政年间的说法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提出《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北宋大观年间的是中国著名美术史论家陈传席。他在《〈清明上河图〉创作缘起、时间及〈宣和画谱〉没有著录的原因》(《美术研究》XX.4)一文中指出：“徐邦达认为：‘……《清明上河图》，却可以肯定在宣、政年间画的’，可惜都没有讲出根据，倒是李祁的五世族孙李东阳在《清明上河图》卷后二次题跋中的一些说法值得注意。一是弘治辛亥九月题云：‘……翰林画史张择端，研朱吮墨镂心肝……丰亨豫大纷此徒，当时谁进流民图……’;二是正德乙亥三月二十七日题云：‘此图当作于宣、政以前，丰亨豫大之世。’这就纠正了李祁‘乃故宋宣、政年间名笔’的说法，而把时间推到宣、政以前了。这一推前意义十分重大，它道出了《清明上河图》创作的缘起和背景。但是李东阳这一说法至今无人注意、无人提及和理会。”

陈传席先生的主要论据是：蔡京“要在各个方面建造丰大的奇迹和景象(包括绘画作品)……布置画院画家创作表现‘丰亨豫大’的题材，或画家主动响应而创作此类题材，乃在情理之中。画家创作如此巨幅而又工程浩大的作品(指《清明上河图》，笔者注)，没有一年半载是绝对不行的。由此可以断定，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创作于崇宁末至大观初，正是蔡京倡‘丰亨豫大之说’而又权势最炽之时，画中的内容正是‘丰亨豫大’的注释和具象化”。“有皇家支持，方能创作如此巨作，画作又体现皇家思想，皆乃情理中事。”

应该说，《清明上河图》这样篇幅浩大而又体现开封繁华的作品，没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皇家的支持是难以完成的，而“丰亨豫大”正提供了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指导思想，如若证之于当代画史，我们更能看出这种说法的合情合理性。北宋王希孟的名作《千里江山图》的绘制成功也说明这一问题，余辉在《丹青不负少年头》一文中指出：“在政和三年(公元11XX年)闰四月之前，18岁的王希孟力戒绘画欠工致之弊，精心绘成了《千里江山图》，不到半年就绘成如此高头大卷，可见用功之勤;采用如此超大的尺幅，也是为了迎合徽宗‘丰亨豫大’的享受要求。”(《光明日报》XX.3.18)

如此看来，陈传席先生的《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大观年间的看法是值得重视和探讨的。

春天来临的赞歌

周宝珠先生在《〈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文中对“清明上河”作出如下解释：“所谓‘上河’，这个‘河’应指汴河，‘上’按宋人习惯用语，指‘到’或‘去’的意思，那么‘上河’就是‘到’汴河去。”“按宋制规定：‘发运司岁发头运粮纲入汴，旧以清明日。’……在清明前后纲船到来之时，‘汴渠春望漕舟数十里’，形势非常壮观，物资百货源源不断运到东京，商业贸易顿时活跃起来。”所以形成了“清明河市”，所以人们要“清明上河”。

日本学者古原宏伸在《〈清明上河图〉研究》一文中对汴河水患及其治理详加阐述，补充了周宝珠先生的论点：他认为只有在治理汴河水患的情况下“方能上河”，由于汴河水患，“田地被淹，或枯水期无法漕运，为修补河堤，政府连年追加经费”。他列举了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七月至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十二月120年间13次汴河水患及其治理情况后，又用文献资料加以论证：

皇帝担心汴河水急上涨，亲自去视察：淳化二年六月，汴水决浚仪县，帝乘步辇，出乾元门，宰相枢密迎谒，帝曰：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车驾入泥淖中，行百余步，从臣震恐，殿前都指挥使戴兴叩头，恳请回驭，遂捧辇出泥淖中。

《景德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绘了真宗景德年间(10XX年~10XX年)内政、外交的故事。第二幅为“舆中观汴涨”，画的是皇帝视察护岸工程，等待天明起驾：咸平五年(10XX年)七月，真宗以欠雨，幸启圣兴国寺上清宫，致祷……汴水暴涨……染院溢坏……车驾临，亲赐役兵钱，索官船，渡行人，溺者瘗之。

治理汴河水患是宋朝历代皇帝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在确认防止汴河泛滥、保障汴河安全之后，汴河才能漕运，人们才可以“清明上河”，汴河两岸才出现生机。《清明上河图》不仅描绘春天来临时人们喜悦的心情，还有市民对汴河平稳的关心，因为物资的流通才能使市民生活安定繁荣。从画面上虽然听不到人们的交谈，但行人的表情是那样安详从容，可见人们是在讴歌春天。

这样，汴河漕运、治理汴河、清明“上”河三者的有机统一才保证了北宋开封作为帝都的漕运安全，才会出现《清明上河图》那样的繁华景观，人们才会有春天来临时的喜悦心情。《清明上河图》正是春天来临的赞歌。

《清明上河图》最后一跋者

“鹭津如寿”之谜

方言先生在《〈清明上河图〉的题跋诗》一文中提出如下疑问：“在李东阳之后，还有一位如寿先生也留下跋诗一首，是七言律诗：‘汴梁自古帝王都，兴废相寻何处无。独怜徽钦从北去，至今荒草遍长衢。妙笔图成意自深，当年景物对沉吟。珍藏易主知多少，聚散春风何处寻?’这首诗语言简洁，兴废题咏，对《清明上河图》收藏、传承过程中的人物故事感慨兴叹，都如春风过耳一般。此诗当是题咏张择端画卷的上乘之作。可惜除落款有‘鹭津如寿’四字之外，作者的身世、生卒年等均无从查考，笔者不由得对这位神秘高人举手加额，不胜崇敬。”

如今方言先生的疑问可以给出答案了。尚琼先生在《〈清明上河图〉最后一跋者‘鹭津如寿’考》(《中国书画报》XX.10.8)一文中作出了如下解答：

“结合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清明上河图》的最后一位题跋者‘如寿’极有可能是明代厦门人傅济翁。他在泉州开元寺出家后，改僧名为‘如寿’。《清明上河图》上的跋诗应是其出家之后题的。”“‘鹭津如寿’应生活在明末清初，为福建厦门人。康熙二年(1663年)，清军攻占厦门之后，他出家中左所(厦门)开元寺为僧，而他在《清明上河图》后的跋诗可能题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之后。根据跋诗的意境，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此跋诗题写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之后的可能性更大。”

上述几个问题是我在学习《清明上河图》过程中的感悟，若能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对传播《清明上河图》文化有所裨益，则不胜欣慰。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为开封遗留下的瑰宝，它的宏大、它的包罗万象以及它的历史文化价值都弥足珍贵。在努力把开封建设成为国际旅游文化名城的过程中，我们更应加大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和利用程度，更应使其成为开封经济文化腾飞的一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