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80周年感想体会（通用3篇）
西安事变80周年感想体会 篇1
80年前的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抗战格局。张学良作为那场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也备受瞩目。坊间一直流传着“一座大帅府、半部民国史”的说法，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坐落在辽宁省沈阳市的张氏帅府，重温一下张氏父子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张氏帅府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及其长子、爱国将领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的官邸和私宅，以其恢宏的建筑、精湛的装饰艺术，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赢得了“东北第一名人故居”的美誉。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张氏帅府大青楼内的老虎厅，在这里发生了史上著名的“杨常事件”。说的是1920xx年年初老帅张作霖手下的两位老将杨宇霆和常荫槐来到大帅府胁迫少帅张学良签署一份文件。为了巩固自己在整个东北军中的地位和政令执行的顺畅，张学良拒绝了两位老将的胁迫，并且将他们处决于此。在事后的一次采访当中张学良表示自己做出这一决定也是非常的困难，甚至不惜采用抛硬币这种形式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作为西安事变主要发动者之一的张学良，1920xx年出生，20xx年去世。他19岁从军入东北讲武堂，作为奉系大帅的长子少帅，可以说是风流倜傥、叱咤风云，统帅数十万东北军，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上将，很多近代的重大事件都跟他相关，比如说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张学良一直是被人们所关注的人物。
作为近现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张学良也是备受争议。
“九一八事变”是他一生的疼，人们对他的责备、对他的不满，他接受了，他自己说我判断失误了嘛，但是不可以由此说他卖国。丢失东北他是有责任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重大的失误，我们才会看到后来的“西安事变”啊。他一直在寻求解决中国的路，面对日本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他一直在寻求，一直在纠正自己的想法，最终他决定用“西安事变”的方式来改变中国的现状。那么这样的一种壮举促成了国内的和平停止了国内的内战，国共携手共同对日。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事变”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应该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
整整80年后，人们再度回望西安事变、再次解读张学良，他身上的民族精神是不会被时间所磨灭和忘却的。
西安事变80周年感想体会 篇2
西安事变80周年整，云淡风轻，波澜不兴。
为什么?
西安事变真相怎样，我不说“真相是什么”，只介绍历史研究的“倒带法”，介绍“历史学专家怎样写验尸报告”。
1、根据档案的公布与保密的既成事实判断未知真相的背面
事态各方，凡是不解密档案或仅仅选择性解密的，其档案可以断定，对该事态方极为不利。
极力掩盖的，一定是丑陋的。
2、从收益者与受害者的结果往前推一些关键真相
延迟战争爆发，最大受益者当然是国民政府，以及四川陕西以东的中国平民。
刺激战争提前爆发，受益者有哪些人?
3、黙证
某些当事人“不说话”或“不说某些话”，不做或拒绝做某些事，这是“不说之说”。
抗战的既成事实，也是“默证”。
例如，战争从东到西的进程，告诉我们:国民政府是“早就积极备战、只是越拖延越有利、所以假装不抗日”，还是“根本没准备抗日，必须逼蒋立即抗日”?
战争的惨烈程度，国际援助的姗姗来迟，也默默证明“准备不足”，原先的拖延很有必要，是符合川陕以东的人民的利益的。
黙证，是真相的默默诉说。
4、从信息的发布趋势推
80年以来，信息的发布当然是逐年增加。
信息发布的80年历史，纵向对比，可以看出“谎言被揭露的历史”，与“对某当事人有利或不利的信息的增加规律”。
然后，可以推知哪些“未公布的信息”。
西安事变80周年感想体会 篇3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1932年1月18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加速肢解中国的步伐。
1933年1月3日，日本军队侵占山海关。
1933年2月21日，十万日伪军进攻热河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东北军望风而逃。
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蛮横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阻。而当中国大好山河屡遭肆虐之时，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却对日本的侵略和分裂中国的企图屡加容忍、妥协，在内战的“舞台”上”大方异彩。
1932年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5月5日，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准备对日交涉停战。 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将华北置于日本的监视之下。 1935年5月，受日本要挟签订《何梅协定》出卖了河北省、察哈尔省的主权。 1935年10月，蒋介石同意了日后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行动纲领的“广田三原则”。
1933年7月，蒋介石以“破坏整个国策”的罪名破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首领冯玉祥离开同盟军总部，方振武出国，孙良城解甲归田，而吉鸿昌更是被杀害于天津。
1936年6月1日开始，蒋介石与两广的矛盾险些酿成内战，他无视两广的北上抗日请求，还不断分化、胁迫、收买，使宝贵的抗日浪潮消解于无形，虽然两广的这个“抗日”口号只是借口，但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难能可贵的。
1931年开始，蒋介石就不断督促东北军围剿红军，扩大内战范围和程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蒋介石就不断无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提议，依旧对红军步步紧逼。
一桩桩，一件件，在我看来，中国遭受的灾祸不仅是来自急于扩张的日本侵略者，更多的是来自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及其控制的国民政府。
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职务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公然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 。不可否认，“攘外必先安内”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正确而有效的，不过我认为在20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情形紧迫，日军不断对中国进行蚕食之时，进行对外战争维持中国的存续远比用内战缓慢安定国内形势更为重要。蒋介石为了“安内”而对日本的妥协，使日本的胃口越来越大，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肆无忌惮。在当时来看，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日军的进攻、日本的扩张，而不是来自中国国内鲜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造成重大影响的反对势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其红军。蒋介石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中国当时的矛盾已由国内各势力间的政治矛盾转移到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他只是为了一己私利，只想肃清国内的反对势力，成功地巩固自己对中国的统治、控制。而这，从爱国主义的角度上看，是与之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若不坚定地奉行爱国主义，并把它作为行动的准则，不能在国家危难之时保护主权、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全、权利，他还能称作、还配成为一位国家的统治者、领导人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爱国主义，是一种对国家、民族的深度信赖与忠诚，是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是一种保留国家存续的强烈意愿，它暗示着个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与团体利益之上。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动乱时期中，爱国主义我想就深切地表现在保护祖国不受外敌入侵上，它应该以国家的安全与利益为最根本，旨在维护国家的存在，因此损害国家力量的内战是不被允许的。在被日本大肆侵犯，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之时，奉行爱国主义，便应该集合国内所有的爱国志士，所有的可以保护国家的力量，进行抵抗和驱逐的战斗，而不应该继续内战，把“攘外”的珍贵力量都无谓地消耗在了内战的无底洞中。这种论调可能有些极端与短视，但当国家不复存在时，再长远的考虑也都只是镜花水月。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便是抛却个人利益，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
对蒋介石来说，便是“攘外”大于“安内”。
蒋介石做不到奉行爱国主义，但有更多的国民与将领可以做到。于是，西安事变便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开始的。
日军侵略我吉林省和黑龙江省，遇到不执行蒋不抵抗命令的东北军将士的顽强抵抗。
日军进攻锦州，戍守的东北军将士坚守不退，直到弹尽粮绝。
日军进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十九路军拒绝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奋起抗击日寇侵略。
日军进犯长城各口，二十九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功地收复部分领土。 中国共产党派遣一大批优秀党员进入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给日本侵略者以直接打击。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长沙等地的工人掀起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青年学生更是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先锋与主力，起了起了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各地大量的罢课、请愿活动甚至直接参军显示青年们高昂的抗战意愿、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虽然蒋介石极力组织，但抗日救亡运动还是愈演愈烈，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不能被阻碍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35年12月9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及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纪念更是成为西安事变的直接导火索，让“逆之者”蒋介石尝到了被囚禁的痛苦和无奈。
一个有血性的国家，一个能长远存续的国家，她的大量的国民必定有着强烈而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当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人民的生活不能保证时，爱国主义势必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在无数爱国的人民的支持下。整个国家爱国主义的实现，必定是存在于一个庞大基数上的，有一个庞大的充斥着爱国主义情绪的人群，爱国的思想才会深入到国家的行动上去，而一旦有这个庞大基数的存在，爱国主义便是不可以阻挡的，它就会利用国家的一切力量，不论它们之前是友善还是敌对，去抗击侵略者，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利益。
西安事变有一种必然性，它无关张学良还是杨虎城还是某个其他的将领，它是因国家、国民的爱国主义而必然也必须发生的，它是当时广阔的被爱国主义思想笼罩的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它是庞大的爱国人群传递爱国主义思潮、进行爱国主义运动的必需结果，它是全民爱国主义的一种深刻而直接的表现。“攘外”在爱国主义的渲染下必然大于“安内”。
因此，我认为爱国主义的存在和实现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只有大量清醒的爱国人群，统一而激烈的活动才能让爱国主义不会消失、不被篡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