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政策体会

为改变我国的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局面，中国新一轮医改试点将取消公立医院加价售药。医院由此减少的收入，政府将通过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以及增加政府投入三条路径来弥补。

一问 取消医院加价售药能奈何“药价虚高”吗

不能说陈竺提出的医改新方向用意不好，也不能说新一轮对公立医院的制度设计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因为按理论上的设计，这些制度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扼制药价虚高导致的“看病难”与“看病贵”的现象。

但请注意，这里说的，都是理论上的设计，这样的设计与实际上的操作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药价虚高导致的看病贵问题为何一直解决不了？这是百姓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难题，也是新医改要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就有必要查清药价虚高的根源。笔者以为，药价虚高的关键因素有以下几个：一是从厂家到医院，层层加价，环节太多；二是医院出于利益的需要，勒令医生开大处方；三是虽有国家明令禁止，但许多药品换个名称与包装之后，便名正言顺地以更昂贵的价格得以销售；第四才是许多医院的收与支并没有分开；第五则是医院的加价售药。

实际上，随着新医改脚步的加快，许多地方的公立医院已经开始尝试诸如社区医院、收支两分开的办法，但具体到重大疾病的诊治上，相关的医治费用依然难以降下来。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现在看医院的收支两分开已经越来越普及，加价售药也被明令禁止，那么药价虚高的关键，还要从前三个因素上去找。笔者认为当采取以下的措施：即规范医药部门的定价权与新药的审批权。这包括药品的定价应该公开化与透明化，同时新药的审批要极为审慎，由于这涉及到医药部门的自身利益，因而需第三方机构监督，若是仅仅如同以往一样期待着医药部门能自刀挖自肉，无疑不现实。

同时，卫生及医药部门应该联合对药品的出厂层层加价问题予以整肃，必须痛下狠手，让那些期待着从繁杂的环节中牟利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方能制止层层加价。

这两个方面看似容易，其实执行非常难。因为这两方面其实都涉及到卫生及医药部门的权力与利益，更会触及到某些官员的既得利益，必然会引起较大的抵触。但惟有对医药系统自身的权力与利益予以明确的规范与约束，同时用国家财政对公立医院因改革减少的利益予以相应的补贴，方能从根本上扼制住药价虚高的问题。惟有如此，新医改方能实实在在地向前迈出富有实效的一步。(沈阳 王毅)

二问 收“药事服务费”也需套笼头

陈竺能公开明确公立医院将壮士断腕式地取消饱受国人腹诽的7%-15%的加价售药权，这当然是好事。但“壮举”后面却意味深长地留了一条尾巴——可以向患者征收药事服务费。恕我寡闻，对这个“药事服务费”，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患者有病进医院，当然是找大夫号脉开药方，不存在“光看病不拿药”的问题。这厢好，出了门诊费看病，要往下再问药事，却要另行掏腰包。这给人感觉是，不掏费就不给你开“药到病除”的处方，或不给你解释用药事宜。

够荒唐吧？反正看到这条“尾巴”，我是被惊跌了眼镜。看病问药，这本是患者出门诊费找大夫的必经程序；医生解释用药，也是大夫服务患者的一条再基本不过的职责。两者之间更是一种合同契约关系，若要收“药事服务费”那就得先把门诊费免掉。这让我想起陈部长前年12月27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所称的观点。他说，公立医院要逐步取消“以药养医”机制，降低药品价格，但会适当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看得出，部长的这一观点是前后照应的。

所以，在这条显眼的“尾巴”面前，我们需要警惕有人将“以药养医”悄然变通为“以技养医”的谋利方式。这会把面对看病贵徒叹无奈的百姓，从一个泥沼拽进另一个泥沼，对医卫体制来说，等于是“挖肉补疮”。道理很简单，一旦以药供养医院的体制被打破，靠药吃饭的途径被砸碎，势必要使在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医院另谋他策。因为加大财政补助很不现实，这必将促使医院从医疗服务的“技术”途径上动脑子，甚至是动歪脑子。卫生部开了口子的可以马上“顶格”收取费用，而未开口子的，一些医院照样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收费潜能”收费。甚至可能收到患者重回药价虚高的“看病贵”起点位置。所以，陈部长在医改即将“临盆”前所透露的这一权威信息，容易成为医院提高医价的一针“强心剂”。实际上，医改当前，我们不但要尽快打破“以药养医”这个体制性怪圈，更需完善相关监督与约束配套体系，防止医院另起灶台拉涨医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