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文教育教学的问题感想

有一些问题，别人无法回答

高晓松有一次回到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进行一次演讲活动。在演讲结束后，一个学霸站起来问高晓松，毕业了找工作是应该去国企还是私企。这让高晓松异常的尴尬，他说，我准备了那么久的演讲，不是回答这些世俗的问题的。你应该去问一些成功的商人，他们能告诉你答案。自那以后，高晓松再也没有去大学演讲过，也不担任大学的客座教授。

有人据此评论，一个几度影响国家民族命运进程的学校，眼光格局不该局限于问人该如何找工作。一个摆国徽的地方摆了你们校徽的学校，心胸气度不该局限于问人该如何找工作。一个高产国家领导人国企外企领导的学校，平台之广何愁工作。所以不是问找工作是否世俗，而是提出问题的人要么不是清华人，要么不配是清华人。现在的教育，只是教出了利己主义者，老师没有风骨，学生不再求知。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不是不可以提，关键就在于，类似的问题，问错了对象、时间、地点。只关注“器”，而不去关注“道”，探讨可能就在各自的轨道上呼啸而去。

到外地学习观摩，到了交流阶段，就常有老师问：如何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的分数?老师写随笔、论文、搞课题研究，能提高学生的成绩吗?我往往会老实地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想抓分数，其实是根本无需参加“教学研讨会”之类的活动，有人戏称用“盯、关、跟”三个字即可解决(即，只要盯住学生，关闭起来心无旁骛，步步紧跟，不放过任何一个缝隙，死缠烂打，不断地强化训练，此乃考试取得高分的法宝)，可能有现实道理。在教师生涯中，像写文章、搞课题、参加沙龙、上公开课之类的事儿，其实，与“提高分数”并无多大的直接关联。就像土木工程的研究生，未必会搬砖砌墙，只与一个人的职业志趣有关。

到英国去学习，很多老师会问人家：“你们学生的课业负担重吗?”“你们学生上晚自习吗?假期学校组织学生补课吗”，“你们是如何补差的”，这些话题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思想作祟，典型的国人思维方式，弄得英国老师莫名其妙，因为人家那是正常教育，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吴非先生在他的博文《你为什么不愿当个“普通教师”呢》中提到，经常有老师请求他帮忙，弯弯绕绕，要费心思猜，比如“我进步很慢，到学校工作八年，刚刚提升为中层副职……还希望前辈多指教”……他猜写信人的意思，是想找人介绍，在教育行政管理序列“更上一层楼”。吴非先生坦言：我既不想在这类事上“乐于助人”，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参加一个活动，有来自农村的老师，向我“请教”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我只能抱歉地说，虽然知道这些问题很重要，可是具体的方法就我无能为力，教育是一份良心工作，尽力而为，问心无愧。我不希望说些隔靴搔痒的话来忽悠他们。

在公开课评课时，常有老师指出，这节课没有“小组合作”，觉得非常遗憾，“要是能把课桌撤销过去的秧田编排方式，而围成4人或6人一个圆形团坐状，这节课就完美了”。有必要每一节课都“小组合作”吗?“团坐”形式就是“合作学习”?学生拿着板凳，满教室里找“想跟谁一起学习就跟谁一起学习”的伙伴，就是“把课堂还给学生”了吗?这些问题已经没有多少探讨价值了。类似的还有“怎么没有用多媒体上课”等“技术手段”，“互联网+时代了，怎么不在网络情境下上课，还是过去的一支粉笔三尺讲台”，“怎么没有拓展延伸，还只管单篇教学，就课文学课文”，缺乏“课程建构观”等等似是而非的问题，以至于什么自主本站，翻转课堂啦，还有传说中的“学生反了，课堂散了，老师撒手不管了，四周全是黑板了”的“杜郎口教学模式”，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似乎上课不整出点新花样，都不好意思说是上公开课了。还有老师问“怎么才能做到让每个举手的孩子都有机会回答问题”，该问题往大处说就是“上课时如何做到面向全体学生”。我猜想，这位老师的意思是，“如果每个学生都被老师提问到”，就是“面向全体学生”了。坦率地说，在目前班级授课制的情境下，至少我还无法做到，即使努力让全班每一个同学都至少发言一次，也未必就能说明“关心全体学生了”;教师能做到的是，尽力让每一个教育细节，都能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学习中来。试想，老师努力做到了“每个人发言”，那么，会不会又带来另一个问题：难道在课堂上要如此平均使用力量吗?也许有人又会质疑：老师，怎么不对特别的对象，多一些“特别的爱”呢?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方式很多，比如通过观察学生的眼神脸色等，都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如果是为了形式上的“每人一次”的发言机会，恐怕就会忽略了提问的意义了。更何况，老师要尊重学生“不举手的权利”，学生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言，害怕在几百人面前当众出丑，也是人之常情，一定要把他请站起来，反而可能是令其难堪的局面。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也折射出意识中的“形式重于内容”的倾向。

教育教学上的很多问题，答案是要考自己去摸索的，别人压根就无法替你解决。有时，探究的过程就是一个逼近真理的过程。

本文作者：梁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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