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亲的美文欣赏：那个有妈陪伴的夏天

本站：那个与母亲共同度过的夏天相信永远不会被遗忘，那是童年里最深的记忆，下面我们一起看看这篇《那个有妈陪伴的夏天》。

别人家孩子的童年，大都是跟着父母长大的，而我则不是，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跟着奶奶在乡下度过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戏曲演员，他们的工作流动性非常大，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要出外演出，根本顾不上自己的孩子。

我是建国后邓县越调剧团第一批学员的第一个孩子，父母又都是大主演，为了不影响父母的工作，团里出资给我请了个保姆跟团带着我。当我长到一岁多时，父母的这批学员陆续结婚生子，孩子多了，团里就有了规定，孩子一律不让跟团，于是，我就被父母送到老家汲滩街由奶奶照看，可奶奶孩子也多，我五个叔一个姑，最小的叔叔只比我大七个月，根本管不下来，于是，我就成了一个散养的“野丫头”，一天到晚跟着两个最小的叔叔到处疯跑，五、六岁时，上树掏鸟窝儿，下河逮鱼，还经常跟男孩子打架，因此被邻居们笑称“土匪妮子”。

其实，看似表面坚强、满不在乎的我，每当看到别的女孩子能在妈妈面前撒娇时，我也是羡慕不已的，可一年里能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太少了，唉!谁让我是个戏曲演员的女儿呢!

在我六岁那年的夏初，突然，爹妈带着全部家当(两口箱子，一套铺盖卷儿)回老家了，并告诉全家，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后来，在父母跟爷奶的谈话中得知，爹妈这次是被下放回老家的，剧团还会再给父母发三个月的工资，以后就彻底不是公家人了。

父亲是犯了错误被下放回老家的，错误有三：一是不能与右派老师史道玉划清界限，二是袒护地主崽子徒弟赵兴志，三是阶级立场不坚定，思想有问题，不该在舞台上演个栾平与英雄人物杨子荣抢戏。原来，作为邓县越调剧团的台柱子、被观众誉为“小红脸”的父亲，在文革初期古装剧被批为“封资修”后，父亲作为“帝王将相的孝子贤孙”就靠边儿站了，剧团排《红灯记》时，父亲出演的是喝粥人甲，整台戏只有一句台词：“这是什么世道啊”!排《智取威虎山》时，父亲的角色是八大金刚里的一个，连句台词都没有。那天，一位领导要来看戏，问有没有李廷安的戏，剧团领导作难了，这革命样板戏岂能让一个立场不坚定，思想有问题的人去演正面人物。于是，领导们思前想后，就给父亲安排了栾平这个角色，谁知演到第三场，父亲扮演的栾平一上场，杨子荣就问道：

“栾平”，

栾平答：“有”，

杨子荣：“抬起头来”，

栾平：“不敢”。

此时的杨子荣一拍桌子，啪!只见戴着瓜皮帽的“栾平”一个屁股墩儿亮相，哗!观众席上，一片叫好，这个说，是李廷安，那个说，好演员就是好演员，演个反派也一身都是戏。当演到百鸡宴最后一场戏时，没有一句戏的“栾平”，仅靠念白竟句句叫好喝彩，弄得英雄“杨子荣”倍受冷落。这场戏演罢，领导找父亲谈话，让父亲作深刻的思想检查，父亲不服，觉得观众鼓掌不是他的错。最后，父亲付出了代价，戴着三条罪状被下放农村，母亲也因此受到连累，和父亲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监督改造了。

不管大人们是如何的不高兴，但我是高兴坏了，从此后，我不再是“疯丫头”了，白天爹妈去哪儿我去哪儿，晚上睡觉有妈妈陪伴，头上有妈妈每天为我扎的蝴蝶结，身上有妈妈为我做的花裙子，心里那个美呀，做梦都笑醒。

唉!小孩不知大人愁，饱汉不知饿汉饥呀!自打父母下放后，尽管爷奶不停地安慰父母，别让他们有思想包袱，可父母作为长子长媳，也在不停的为今后的生计作打算。回家后，妈妈先把一块衣服料子和两块香皂，送给了刚过门的二婶，又把两件漂亮的短袖送给了姑姑，后来，每个月妈妈领了工资，就慌着给一家老小添置东西。二婶则每天早上都早早起床做饭，爷奶吩咐，家里的粗活累活尽量不让妈妈沾手，一家老小，倒也其乐融融。

那几个月，我真的是好幸福，每天早晨醒来，妈妈就在床上教我唱戏唱歌背诗词，白天出去也把我带在自行车上，他们干活就让我在树荫下玩，特别是到了晚上，简直就是我的幸福时光。好多个夏夜，天空湛蓝，月亮高挂，星光闪闪，微风习习，妈妈总是在门前的空地上，早早的雾上水，扫好地，铺上稿荐席子。吃罢晚饭，我就和邻居的小朋友们一起玩耍，做着各种游戏：藏老扪，逮羊逮，丢手绢，指星星，还有那挑兵挑将：野鸡翎，耍大刀，你的人马叫我挑”的至今不能忘怀的口令。疯玩到十点多，妈妈会把我带到河边，娘俩美美的洗个河水澡，回家躺在地铺上，听妈妈给我讲很多故事。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妈妈讲给我的。妈妈指着天空，教我认哪个是牛郎星，哪个是织女星，哪个是王母娘娘的簪子划下的天河，每晚，我都是在妈妈的故事里，渐渐进入了梦乡。三个月的时间过的很快，第四个月，父母没有工资了，渐渐地母亲发现，二婶不再是天天起早，而是隔一天早晨起床做一次早饭了，这时，妈妈才意识到，今后自己没工资了，不能给家里人买东西了，二婶这是要争取妯娌间的地位平等，是要妈妈与她轮流做早饭了。奶奶看在眼里，气在心里，轮到妈妈早起，奶奶总会过来替妈妈，但妈妈看到每天还要早起出摊做生意的奶奶，毅然扔掉大演员架子，和二婶一轮一天揽起了一大家子的家务活来。

那天，一位经常到家里蹭吃蹭喝的邻居来家小坐，可能是喝了点酒，看到我父亲就笑着说：“廷安哥呀!从这个月开始，你也和我一样了，咱俩都是农民了，地位平等了”。父亲当时没说话，还是爷爷开腔把这个邻居撵出了家门。

是金子埋在土里也会发光的。在父母亲下放的第四个月底，在广大观众的呼声中，在有关领导的关怀下，县里来电话说，剧团要排新戏《收租院》，因剧中有大量越调唱腔，有关领导指示，让父母重新回剧团，担任主唱工作，此时，邓县的三个文艺团体，合并在了一起，已改名为邓县文工团了。

父母又重新回到了舞台。大街上的喇叭、家家户户安的小广播里，每隔几天就会播放父亲母亲的唱腔录音，而我呢，又成了两个叔叔的小跟班----“土匪妮子野丫头”了。

就这样，我跟着奶奶一直生活到了九岁，那年，剧团解散，父母都分配到了相对稳定的商业部门工作，我这才被父母接回县城上学，正式与父母生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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