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描写美文散文：大管
编者按：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大管的身影，这一位我一直崇敬的歌唱家。
说起来，在小城混到四十那个岁数上，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了。去省歌报到的那天，刚一迈进歌剧团那间不大一点的办公室，见到正襟危坐在桌子跟前的大管，心里还是有点犯毛。
来之前，不止一位在耳朵边跟我嘀咕过;大管那位爷可难相处了，那叫一个各色，难缠啊!你去跟他搭档，有你的苦头吃啊!
我不信，不信我从年轻时就在心目中一直崇敬，仰慕着的这位歌唱家，会是别人嘴里的那个样子，会是那个“魔头”，“刺儿头”大管。
至今我还明晃晃的记得，是“护送”我来省歌报到的邬白领我进门，把我亲手交接给了大管。他是带着小城广电局领导班子的使命来的，还是作为朋友身份来的，我前后也从没再考证过。
大管慢悠悠的从他的座椅上起身，圆乎乎，胖墩墩，颧骨以下明显鼓起，超过了额头的宽度。站直身子的大管，感觉高出我一大截，我一米八，他足有一米八五，这是舞台上，男高音歌唱家最帅，最霸气的身高。如此近距离，能清晰看见大管嘴角礼节性的挂着一串机械的微笑，伸过来一双大手同我又礼节性触动握了握。
我赶紧先向大管引荐了送我来的乌白，邬局长。邬白不容我分说，自顾抢先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明了来意。邬白做电台领导之前首先做的是文艺编辑，他跟大管套近乎时说，他当初是听着管老师的歌做起文艺编辑的。大管听了明显笑容增多，面部神经也渐渐松弛下来。
大管招呼我们在办公室里一张长条靠背椅上坐下，确实，三个大块头杵在那儿，也显得那间屋子的空间格外局促。
邬白跟大管相聊甚欢，按说，邬白在自家门里，也是一位不善言辞的内秀男人，我甚至萌生些许猜疑;莫非他“护送”我来省歌报到是假，当面膜拜大管才是。。。。。。
我当时好像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位被父亲领着去幼儿园报到的学龄前儿童，大管却像是幼儿园的一位阿姨，公事公办从父亲手上接受了我。
其实，那次报到，是我见过大管的第二次。在这之前，大管作为省歌的几位领导专家之一，由人事部主任陪同，专程来小城看过我离开小城之前演的最后一部歌剧《海龄》。
那年的那一天，邬白就这样把我交给大管之后，转身返回小城了。我也就在洪武北路上省歌办公和排练大楼三楼的那间办公室里一座就坐了好些年。
头一次与歌剧团全体团员见面，是在一间大排练厅里。那是一个寒冬的个早晨，我见到的所有人都被厚厚的棉衣棉裤包裹着，好几位还带着口罩，透过口罩还喷出阵阵雾气。
另一位黄副团长也到了，据说，他也是传说中很难合得来的一位。但看上去，眼镜以外的那张脸上，他的笑容比大管要多出许多。个头不高，是一位合唱指挥，站在那里都像准备要征服一切，一派傲视群雄的架势。
大管当着所有人(那天全团约莫到齐了)的面儿，把我隆重介绍了一番。他越说，我越觉着忐忑不定和局促不安。接下来一定会让我发言，我该说些什么?
大管介绍我的时候，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我身上来回扫射，探寻。变换着各种各样的眼神，嘴角形态和面部肌肉蠕动频率。
轮到我发言时，说起来还算是久经沙场的演员和主持人出身，我还是感到自己在暗自哆嗦。这完完全全是浑身上下的不自信在作祟。何德何能，既不出自名门，又不出自名校，我就站上了堂堂一个省城歌舞团下属歌剧团副团长的位置上，还跻身于独唱演员之列?
尽管暗自哆嗦，毕竟干过嘴把式的活儿，讲了一番漂亮话，也赢得了一阵不同声部发出的“起哄架秧子”所谓“欢呼”。后来才知道，“副团长”这把交椅，多少人眼睁睁的一直在瞄着，谁也没想到会被我这么一个小城来的人，把这好端端，鲜亮亮的“塘子”给“操了”。
大管和黄团长接过我的话茬，又讲了一番好话，算是给足了我的面儿，为我风风光光的接风洗尘了。
接下来跟大管共事的这些年，丝毫没觉着大管像人们口中描述的那样古怪，刁钻，尖刻。大管在我眼里和心里，却是一位为人行事都很低调，很谨慎，很绅士的艺术家的风度。
能做的住这个百八十人的歌剧团掌门人，那些年，也只有大管了。大管大红大紫的时候，那可是举国上下，江南大地的男高音“一哥”，歌坛上民歌领域的“一霸”。他独树一帜的声音和高音，无人比拟，型腔自如，酣畅，圆润，每首歌中的装饰音，都能唱出男高音的花腔来。一致公认大管会唱歌，这个“会唱”已经到了极其高级的地步。能让人觉着，他口中唱出的江苏地方民歌只有韵味，没有土味儿，只有美味儿，没有腥味儿。
可以说，大管引领了那些年，江苏民歌的一个时代，用他的歌声撰写了一本极有艺术价值的声乐指导教科书。大管首唱和唱红过的《梅岭三章》，《五月栽秧》，《赞美我的祖国》至今还在我们这一代歌唱演员耳畔久久回荡。
我来省歌那些年，大管好像已经很少再登舞台演唱了，是他激流勇退还是另有原因，至今仍是个谜团。
90年代末，大管是歌剧团的一把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团长，掌管着百八十人的“吃喝拉撒”，“大情小事”，“鸡毛蒜皮”。属于歌剧团的那间办公室，共三张办公桌，大管坐在最靠里的那张。大管人高马大，更显得办公桌的小巧简陋。一进门，感觉大管是坐在一张茶几跟前。
大管的那张桌子的抽屉像是他的一个“月光宝盒”，隔三差五，一到团里集合排练或是分配演出费的时候，会有不少歌唱演员围拢在大管办公桌前，伸长脖子，向他那两只抽屉张望。他们知道，他们每个阶段的考勤和演出绩效，决定着团里每一位那一刻的喜怒哀乐和艺术价值，或多或少，都在大管抽屉里的那个小本本里记着。每到那些日子，人们都像是去拜见寺庙里的老住持，眼巴巴的看着他翻牌，抽签，然后一一为你破解疑问。
当然，大管每回都会遇见满足的，知足的，也有不满足，不知足的，甚至还会有得了便宜卖乖，明知故问，没事找事儿的主儿。
我觉着，大管对我已经超乎寻常的加倍关照了。我当然属于知足和感恩的一类。每回来上班，大管都会咬着我耳朵，神神秘秘悄声跟我说：用不着每天来上班，外边有事儿尽管去忙你的，有重要的事，我会电话你，我们一块商量着办。
我真的很感动，也很内疚。觉着使不上劲，也帮不上他什么忙。除了团里的演出，外面请我演出的活儿也很多，特别是当时还有了电视台《非常周末》的“外遇”，常常顾不上团里的演出。每回跟大管请假，大管都没有二话，眼睛一眨，下巴一扬，意思说;没事，忙你的去吧!
是凡轮到院里有事找我，大管都会挺身而出，帮我几句话搪塞过去，是在搪不过去了，只能一个电话小声悄悄跟我先透个底，让我提前有个应对。
当然，我也主动向大管请战过一些看上去辛苦的演出，比如，三下乡，比如下徐州煤矿慰问，高雅艺术进校园，比如请缨加入合唱队，去哈尔滨参加合唱节等等。回来之后，大管总是嘘寒问暖的关切我。
每到季度和年终奖金分配时，大管总会召集黄团长和我一道，统筹商议分配方案。大管像一位可亲可敬的家长，他把歌剧团的孩子们当成自己孩子了，任由他们往自己身上撒欢，撒野，撒泼。从没见过人们所说的他怎么怎么地那个什么什么的。
怪了，这么些年下来，我并没觉着大管，黄团他俩有什么各色，难处的，相反，我们彼此之间相处的很好，很融洽，很投缘。
这么大牌过的一位歌唱家，艺术家，每天却为团里一些婆婆妈妈的小事伤身，操劳，大管不是一点委屈也没有，但他很少跟我嘀咕过。
大管从一开始就从没把我当成谁谁谁的人，谁谁谁一个派系的人。当他发现，我果真也不是谁谁谁的人，而且属于有着独立个性的人，大管跟我好像更为亲近一些了。
只是我直到今天仍然在心里深深内疚，没有当好大管的助手，没有能力为大管分忧解愁。反而获得过他一直以来对我的宽容和大度，关怀和照顾。我却从大管身上，偷学了他身上很多优良品质和艺术内涵。当然，“偷学”到我身上，也仅仅学到一些皮毛。
如今回想起来，其实，大管是把他最黄金的一段歌唱生涯，生生浪费在操持歌剧团的家务琐事之中了。尽管他后来，又投身到声乐教学中，我还是为他过早离开舞台歌唱而深深惋惜，他的提前淡出也许有他难以言传的隐情，有他的苦衷，这也许是留在江苏民族声乐史上一段隐隐的颤音吧。
离开省歌很少再见到大管了，也很少听见他的音讯，心里却一直在挂念着他，丝毫没改变我对大管的敬重和仰慕。
前不久，巧合在新街口遇见迎面而来的大管夫妇，十多年没见，大管夫妇好像一点没变，没老。从他们踌躇而迟疑的短暂目光中，我反倒意识到，他们觉察出我的老态。寒暄过分手时我约过大管夫妇，约他们有空聚聚。
这两天，尤其今天，眼前总是浮现出大管的身影，像是在提醒;不是说好聚聚的吗?什么时候啊?
一觉醒来，戴上耳机，一边听着大管唱的那首《五月栽秧》，一边写下了这篇随笔。
“五月里来哎，是秧场
村村栽秧忙又忙，十八个姑娘来拔秧，
十八双秧篮呀满满装啊!
。。。。。。
巧手栽下千株苗哇，
精心育出呀万担粮。
哎呜哎，哎呜哎，哎呜哎”。。。。。。
作者：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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